某个寻常工作日，齐诗允以互益集团外聘公关顾问的身份，向集团法务部提出一个再合理不过的需求：

“为了完善离岛项目的公众沟通策略，我需要更清楚了解集团过往在土地储备方面的历史案例。特别是与政府合作、长期管理、但尚未进入开发阶段的项目。”

这不是质问，而是为了项目所需的「准备功课」。

法务部没有理由拒绝，因为这是正当工作需要。更何况，这类档案本就不在敏感机密之列。真正的核心决策，早就在后续文件里，而这些前期备忘录，通常只被视为「背景资料」。

但齐诗允真正要的，不是互益内部的版本。

她要的是，政府存档。

因为两者之间，哪怕只差一个修订编号，意义都完全不同。

她第一次注意到那块农地，是在互益集团的一次内部简报里，投影幕上一闪而过的地段代号。乍看普通，却让她心口泛起一丝微妙疑惑。

不是因为位置太偏，而是因为编号格式太旧。

那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地政总署尚未统一数据库前才会使用的编码方式。后来所有新项目，早就更换了一套系统。

换句话说：这块地从来不是「新问题」，它的历史，被完整保留在旧档里，等待「发觉」，或是「启用」。

整个会议过程中，齐诗允没有发问，只是低头做笔记，在那串地段编号旁边，画了一个极小的圈，就像是无意识的标记。

她也没有直接去地政总署，而是通过viargo先光明正大地绕了一步：以「研究香港土地政策历史演变」为名，向一所大学的城市规划研究中心发出合作请求，理由冠冕堂皇：

“我们公司正在为一个大型公共议题项目做前期资料整理，希望能查阅九十年代后期几宗由私人发展商参与管理的农地储备案例。”

这是学术用途，而非商业。

因为学术用途，在本港拥有一个极其微妙却强大的权限：可申请查阅政府已解密的历史行政文件。只要你知道编号。

齐诗允再清楚不过。

她甚至知道，那些档案被归置在哪个区域。

不是因为谁告诉她，而是因为很多年前，她曾陪方佩兰跑过无数次房屋署、规划署、地政处。

她亲眼见过，普通人为了一个「资格」，如何被制度推来推去，也因此，她比谁都清楚，制度的入口在哪里。

申请递流程很慢，整整两个礼拜。

但她不急不躁，也没有施压，她像所有「守规矩」的人一样等待。

申请通过那日，齐诗允穿着低调朴素，悄然出现在一栋不起眼的旧政府大楼的档案室内。那里灯光偏冷，空气中一直有纸张和灰尘的陈旧味道在盘旋。

工作人员把那一迭文件推到她面前时，只说了一句：

“只可以查阅，不可以复印。”

“我明白。”

女人颔首，一页一页地翻阅，极其耐心，直到翻到那一页…附件叁，表格，勾选框，以及签名。

看到那叁个字时，她的指尖在纸面上短暂停了一秒，仅此而已。

没有颤抖，没有失态，甚至没有立刻意识到愤怒，只有一种冷静的确认感。当时她没有带走任何东西，没有偷拍，也没有记录，只是把页码、附件编号、会议日期，一一记进脑子里。

这是从决意复仇之前，她就最擅长的事。

离开档案室时，天色灰败，大雨倾盆而落。

她撑着一把遮站在街口，看人来人往脚步匆匆寻找庇护所，忽然生出一种强烈的讽刺感——

在这片弹丸之地，多少人一辈子连间像样的屋都买不起？

可命运的分水岭，却藏在一张只有一行签名的表格里。

那一刻，她终于确定：这份意外发现不是指控，也不是立场，而是雷昱明亲手承认过的「事实」。

而事实，是最不会说谎的东西。

立秋那日，雷宋曼宁翻看着齐诗允递过来的那份项目方案，眉心微动，目光在其中一页停留了许久。

———《关于长期闲置土地对公众观感的负面影响》。

这一刻，女人脑中浮现的，是雷义当年随口提过的那块地，也是由雷昱明一手接管处理、却始终未动的项目。

当年她没有深究。现在想来，确实有些刺眼。

那块地，在政府档案里有一个极其普通的编号。新界西北，河上乡以南，农用地，地势平缓，交通未完全配套。而「未发展」、「无迫切用途」、「可长期观察」这几个用词，在不同年份的文件里，被反复使用。

对政府来说，这是谨慎。

而对目的明确的开发商而言，这是来自时间的馈赠。

雷义第一次注意到这块地，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那年本港楼市如脱缰野马，地价疯涨，城市开始向外扩张填海。中环已无寸土，新界成了资本眼中尚未开垦的猎场。

但猎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