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丧羊于易，无悔。（《易经o大壮》六五爻辞）

丧牛于易，凶。（《易经o旅》上九爻辞）

但史书中并没有王亥牧羊的记载。周族人原本在西部高地放牧羊 和黄牛，所以，周文王可能是用自己熟悉的生活来想象王亥时代，错 误地增加了一条“丧羊于易”：羊不适应潮湿环境，不适合王亥时代 的商族人。这也说明，《易经》卦爻辞中的商代史事并不完全可信， 周文王可能会基于西土周人的环境错误地理解商人历史。

水牛背上的游牧

先商族属于上古时代特殊的“游牧族”，流动性很强,以牧牛为主， 而联系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竟还可以北渡黄河，说明放牧的是水牛， 而非黄牛。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商族始祖契被写作“民”，意为水牛，字形 是一个人头顶水牛角。看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和水牛有缘。7商族人 当初生活的地方偏南，有较多水牛，不仅畜牧业收益颇丰，而且牛群 也赋予商族人以机动性，可以活跃在潮湿的大平原，迁往更远的地方。

再结合考古，商族人也是一直和水牛分不开的。在夏代的二里头 遗址，只发现过黄牛的骨骼。而到商族人灭夏之初，郑州商城和偃师 商城的遗址则既有黄牛，也有水牛的骨骼——水牛很可能就是商族人 带来的。到商代中期，石家庄市郊的藁城台西商人遗址也有完整的水 牛骨架祭祀坑。这是夏商以来水牛分布的最北边界。此外，安阳殷墟 遗址也大量出土有水牛骨。当然，现在的石家庄、安阳和郑州都已经 不适合水牛生存了。

游牧和农耕需要的环境很不一样。三千年以来，游牧地区多是较 干旱、气温低，不适合农业种植的地域；但在夏商，情况恰好相反， 当时气候比现代湿热，平原地区大多是湿地沼泽，反而不适合人类居 住和活动。大禹和夏人的湿地改造只是局部的，还不能改变黄河下游 的整体面貌。在这种背景下，借助水牛群，商族人恰好可以活跃在黄 河下游的大平原和湿地。

古书还记载是王亥发明了用牛拉车：“月亥作服牛（《世本o作篇》） 结合考古来看，夏都二里头已经有了人力推拉的两轮车，用牛来拉两 轮车也属顺理成章，毕竟牛车速度比马车慢得多，对车辆的制造工艺 要求较低，王亥时代的商族人完全有可能胜任。这样，水牛群可以穿 行于泥沼湿地，牛拉双轮车可以在旱地陆路从事运输，商族人由此获 得了 “两栖”行动能力。

除了畜牧业，商族人此时可能还从事贸易，这是流动性强的部族 天然具有的特长。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材料，但有些间接证据，比如， 周公在商朝灭亡之初谈到有些商族人的生计方式时，就曾经说他们牵 着牛车到远方贸易挣钱孝敬父母:“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尚书o酒诰》）

商朝灭亡后，很多商族人从事的便是贸易行业，所以，在部族、 王朝之名外,“商”还衍变为行业、职业之名，结果,本来代表贸易的“贾” 字被“商”所取代。

在早期商族的畜牧迁徙和商贸生活中，也可能有一些农业经济。 上古时期还欠缺农田施肥技术，往往因肥力耗尽而需要休耕或轮耕， 因此，商族可能会在一处新定居地停留数年或数十年，利用周边草 场放牧，同时开发一些农田，所以有学者推测，商人过的是“游耕” 生活。8

先商族活动的地域，主要在黄河下游以及黄河南流入淮的流域范 围内（秦汉时期的“鸿沟”水系），是一条南北狭长的湿地“走廊”。 张光直已经注意到，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沟通黄河与淮河的狭长地 带（近代所谓“黄泛区”）属于难以开发的湿地，一直少有聚落遗址， 所以豫西和山东的新石器文化一直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9而商族出 世不久就已成为这片蛮荒湿地上的活跃因素。

这一地带的北端是下七垣文化和辉卫文化范围，向西是夏人的二 里头文化，向东是山东的岳石文化。因频繁迁徙，商族人很难留下定 居城邑遗址，但也使他们有机会见识各地的族群以及夏王朝。

繁荣的夏王朝需要东方物产，特别是海产品，而夏朝的产品，特 别是一些小件铜器，如刀和锥等，则可以销往东方。虽然夏朝严密保 守青铜技术，但这类小件商品的流出应该难以完全阻止。而且，商族 人很可能就是在经营贸易的过程中发现夏朝有机可乘，与下七垣、岳 石文化中的一些族群建立起紧密联系，逐渐形成了同盟势力。

结合二里头遗址后期的现象，可以合理推测：因夏都的王族和铸 铜族群的矛盾日渐激化，二里头铸铜人应该是在危急之中联络了商族， 于是，商汤带领东方同盟各族大举西征，攻占了夏朝。但在管理王朝 和青铜技术方面，商族和它的东方盟友都缺乏经验，用了半个世纪左 右才完整吸收了夏朝的遗产，并融合各原有文化，形成了新的、更广 泛意义上的商族。

在灭夏之前，商族人很可能已经发明了最初的文字。商业贸易需 要记账和远程传递信息，而这都会刺激数